Nature的拒稿意见被投到会议室屏幕上，放大了几十倍。蒋遥感到刺眼，目光移向落地窗外的纽约第五大道。永远无法满足审稿人的绝望感，让她崩溃，哭了1个小时。

这个来自广州、1999年出生的“小女生”，从不掩饰自己爱哭，也坦言常会因为一个代码卡住感到沮丧，但对研究的初心和热爱，就是她瘦小身体里的“永动机”。

蒋遥

(资料图片)

6月7日，那项曾被Nature拒稿的研究，终于在Nature正式发表了。美国纽约大学数据科学学院二年级博士生蒋遥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，他们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NYUTron，可以准确预测病人出院后30天内再入院的风险。

虽然在直博第二年就发了Nature，但蒋遥甚至想晚点毕业，她太珍惜当学生的时光。一提到能向各领域的学者学习，同样爱笑的蒋遥，眼神里闪着光。

2021年，蒋遥（右二）与本科同学合影。

合作是最大的挑战

如果没有至亲的病故，蒋遥本科毕业后，或许会继续数学和计算机的理论研究。

2021年，在国内的外公外婆因病相继离世，给了蒋遥很大的打击。老人去世前，在视频里对她的一声声呼唤，如今提起，依然让她泪流满面。

或许从那时起，为病人减轻痛苦的梦想，便在蒋遥心中生了根。

在美国，将近15%的病人在首次出院后的30天内会再次入院，而感染、抗生素处方过量等都可能是罪魁祸首。如果及时发现这些风险，医生或许可以提前干预。

令人尴尬的是，医生要想判断病人再次入院的风险，不仅需要手动在一张“大表”中输入各种指征参数，还时常会遇到数据库不能及时更新的窘境。

而纽约大学数据科学学院教授Kyunghyun Cho和罗斯曼医学院的助理教授Eric Karl Oermann想做的，就是开发一款准确又好用的大语言模型，帮助医生提前预知这些风险。

这项研究吸引了刚本科毕业的蒋遥。一想到能把自己计算机方向的研究用来帮助病人，她果断地加入这个团队，并转到医疗自然语言处理方向。

为此，他们使用了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10年里的30多万名患者的临床记录，训练后的NYUTron不仅能在医生录入病例的同时预测患者再入院的风险，准确率也比基于结构数据的模型提升了5%以上。

不仅如此，NYUTron还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推测出患者住院时间、住院死亡率、保险索赔被拒的可能性等。

对于蒋遥来说，NYUTron成功开发的关键，在于20多位不同领域研究者间的合作，但这也是她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
在这之前，蒋遥习惯于独自待在地下室看论文，也常常为了证明一个定理而忘记时间，“刚开始开发NYUTron时，我一想到早上要发十封邮件，开三个会就头大。”蒋遥笑着说。

慢慢地，她学会把碎片化的任务集中在一天来做，也学着将任务分配给有能力和愿意帮忙的同事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不让自己被累垮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因为这项研究涉及自然语言处理、软件工程、医学、数据管理等多学科的交叉。在发现不可能深入学习每个领域后，蒋遥学着培养自己跟不同领域专家合作的能力，并且信任他们的意见。

“他们从不会因为年龄而轻视我的观点。只要我说的有道理，大家都很配合，也很信任我。”蒋遥说。

实验室部分成员聚会

抢发，也可以是一种欣慰

向Nature投稿，其实是一场阴差阳错。

经过一年多的研究，蒋遥原计划向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顶会EMNLP投稿，却错过了摘要提交期限。但这也让Oermann敏锐地意识到，或许应该投给Nature。

2022年10月，蒋遥兴奋又忐忑地将文章投给了Nature。两个月后，她却收到了拒稿消息。
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三个审稿人中，除了“一正一负”的意见外，还有一个审稿人拒绝审稿。蒋遥不由得想，拒绝审稿的原因会不会是正在做同样的研究。

寒假里的纽约大学有些冷清，蒋遥有些沮丧地走进“大导师”Kyunghyun Cho的办公室，他们要商量如何修改被拒的论文。

拒稿人的意见在诺大的屏幕上显得尤为刺眼，审稿人认为NYUTron只能做单一任务，并没有显示它的多用性。

长时间积攒的压力和情绪，刹那间让蒋遥泪如泉涌。当时的她认为模型功能应该在应用中不断迭代，而不是提出之初就遭到“封杀”。如果是这样，似乎自己无论做多少，都无法满足审稿人的要求。

Cho没有安慰她，只是递来一盒纸巾和一瓶汽水。在蒋遥哭了将近1个小时后，他才说道，做科研本身就是有做不完的工作和改进，如果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“我们做科研的人就可以回家了”。

Cho还告诉她，做科研是枯燥甚至是痛苦的。“但在某个时刻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别人从来不知道的现象和原理，而这个闪光瞬间就是坚持下去的理由。”

蒋遥坦言自己是个很爱哭的女生，也常常会因为遇到困难沮丧，但一想到这些闪光瞬间，身体里的“小宇宙”就会再次充满能量。

接下来的3个月，蒋遥一头扎进实验室补充数据。常常走出实验室时，街头的早餐车都已就位。

或许，她潜意识里有些担心论文被抢发。

在一次与Cho交流之后，蒋遥感到如释重负。她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论文被抢发，说明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关注着这些病人，“反倒是一件欣慰的事。”

在她眼中，Cho不仅对自己的思维和心态有很大启发，还非常务实，“他常说，自己来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，没有问题就不要去找他开会。”

蒋遥的成长还离不开37岁的“小导师”Oermann，这是一个让她感到非常“神奇”的老师。

Oermann是兴趣的忠诚追逐者。本科做数学研究的他，在直博的第二年转向了更感兴趣的医学；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后，他对人工智能交叉研究萌生了极大兴趣，又去了谷歌研究抑郁症诊断的大语言模型。

由于谷歌这类商业机构的医疗数据不完善，且没有医院落地语言模型，Oermann又回到了医院，再次成为一名外科医生。

Oermann不但思维活跃，还非常擅长合作。只要蒋遥提到对某个话题感兴趣，他都能立即帮她找到可以进一步交流的人。

今年3月，正当蒋遥在实验室邀请同事参与研究合作时，Oermann带来了论文被Nature接收的好消息，两人兴奋地直接手拉手跳了起来。

“斜杠”科研夫妻

有趣的是，蒋遥和在纽约大学神经计算科学读博的老公刘煦锦，是Oermann首届且“唯二”的两名博士生。

蒋遥坦言，很多导师并不太愿意招夫妻档。Oermann也曾对她说，很多夫妻档会是两个极端，如果分手很容易走向最坏的一端，“他希望我们是最好的那一端。”

2020年11月，蒋遥与刘煦锦订婚。

蒋遥和刘煦锦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读本科时成为了同学，并在毕业后结了婚。他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同事，也同样是有很多爱好的“斜杠”青年。

瑜伽、钢管舞、滑冰都是蒋遥的最爱。喜欢烹饪的她，还会突发奇想把西瓜掏空，做一碗西瓜面条。她煲的汤是朋友们的最爱，“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我放了方便面调料。”蒋遥笑得有些脸红。

刘煦锦在照片上标注了自己的一天

刘煦锦喜欢鼓捣各种乐器，经常披着一头长发，一路吹着长笛漫步回家；他会给蒋遥做各种“奇怪”的键盘，初中酷爱化学的他还曾险些把宿舍点燃。

与很多科研夫妻档不同，在蒋遥快被压力击垮时，刘煦锦并不会给她端来一碗“心灵鸡汤”，反倒认真地说，“老婆，不行我们就休学半年，我陪你周游世界去。”

但越是这样，蒋遥反而觉得机会来之不易。不管是卡住的代码，还是堵住的想法，刘煦锦总能陪她慢慢理出思路，“没有他的陪伴和帮助，我可能很难走过很多沮丧的时刻。”蒋遥说。

由于他们的研究一个偏基础，一个偏应用，两人最初也会争论“哪个更重要”，但后来紧密的配合，也让他们更加理解并尊重彼此的研究。

对于未来，蒋遥希望围绕自己的兴趣，要么继续做研究，要么创业把模型落地应用；而刘煦锦则想一直留在科研界，满足自己无边无际的好奇心。

（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）